谈瀛洲：王尔德在巴黎的最后时光

一

出狱之后就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的王尔德，在1898年的2月来到了巴黎，并在左岸美术路上的尼斯宾馆安顿了下来。

几乎同时，基于他的牢狱生活的长诗《雷丁监狱之歌》在英国伦敦出版。这本书在英国大获成功，很快就卖了5000本，成为王尔德生时卖得最好的作品，超过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他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或者是他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等。

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拿到许多版税，因为卖掉一本长诗，他只能拿到3便士（当时的1英镑相当于240便士）。

经常有英国朋友来巴黎，王尔德就让他们在人多的高级餐馆请他吃饭。他依然穿得衣冠楚楚地赴宴。有认出他来的英国旅游者对他瞠目而视，对此他毫不在意。

用钱大手大脚的他，手头很快就拮据起来。有朋友劝他租一套公寓住，这样他就能在那里接待文人和艺术家。曾是伦敦社交界宠儿的王尔德答道：“亲爱的朋友，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喜欢文人。我只喜欢大人物。我想和公爵夫人来往。”但他再也无法进入上流社会了。

二

夏天，他的朋友、英国作家弗兰克·哈里斯请他去南法的里维耶拉海滨度假。在那里他意外地撞上了许多熟人：以前和他有很好合作的剧院经理乔治·亚历山大骑着自行车经过他的身边，却不停下跟他说话，只是“扭曲、病态地笑了一笑”；认识他的威尔士王子乘着马车驶过，转过身来对他举了举帽子。只有曾想把他的象征主义独幕剧《莎乐美》搬上舞台的法国女演员萨拉·贝尔娜尔大方地接待了他：“她拥抱了我并且哭了，我也哭了。”

在《雷丁监狱之歌》以后，不管是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王尔德都没能写出新的作品。他开始把这首长诗称为他的“天鹅之歌”。

受《雷丁监狱之歌》畅销的鼓舞，出版商史密瑟斯开始计划出版王尔德的喜剧《理想丈夫》和《名叫“真诚”很重要》。这两部剧上演之时极为成功。一个剧作家同时有两部爆火的剧在伦敦演出，这是极少发生的事。可是后来演出为王尔德受审所打断，这两部剧也没出过单行本。

1899年2月，《名叫“真诚”很重要》出版。对于王尔德最好的喜剧，也可能是他最精彩的作品的出版，报刊保持了沉默，公众也反应冷淡。王尔德说：“公众喜欢听我的痛苦——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是好奇和自传性。”

1899年夏末王尔德回到了巴黎，住进了阿尔萨斯宾馆，那里的老板对他比较友善，还允许他赊账。他过起了晚起、晚睡，每天和朋友聊天喝酒到很晚的生活。

7月，《理想丈夫》出版，同样受到冷遇。报纸上一篇书评都没有。

三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王尔德仍然妙语连珠，会讲一串串的寓言和故事，只是他无法把它们写下来。他唯一能写的，是给朋友们的书信。他的机智和创造力仍在，但是他的意志力没有了。

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艺术家的使命是经历完整的生活：成功，作为一个插曲（它只能是个插曲）；失败，作为真实的、最后的结局。归根结底，死亡不就是失败的胜利吗？所有才能、欲望、爱好，这些让人一辈子为难的东西，一下子永久消失。诗人最崇高的诗句，和剧作家最伟大的场景，都是写死亡的。艺术家最高级的作用，就是让人看到失败之美。”

有朋友问他打算做些什么。王尔德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打算用我的生命做些什么。我想知道，我的生命打算用我做些什么。”他决定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的方法之一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开始喝苦艾酒，并且越喝越多。他对朋友说喝苦艾酒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像“普通的喝醉”；在第二个阶段，你会看到“可怕的、残酷的事”；但在第三个阶段，你会看到“你想看的东西，美妙的、奇特的东西”。有一次他在一家小酒馆孤独地喝到深夜，这时侍者进来准备关门，把椅子翻过来放在桌上，又拿了一把水壶开始往地上的尘土洒水。这时尘土中“突然长出了美妙的百合、玫瑰和郁金香”。在他起身走出酒馆的时候，“郁金香沉甸甸的花头掠过我的小腿。”

随着冬天的到来，来访的朋友越来越少。王尔德情绪低沉。他起得越来越晚，常常要到下午才能起床，给朋友写的信也越写越少。他被诊断患上了“神经衰弱”，其实也就是抑郁症。

1900年8月，新近继承了大笔遗产的道格拉斯在巴黎大摆宴席，请王尔德吃饭。王尔德一开始很高兴，席间却突然情绪低落了起来，对道格拉斯说他活不过这一年。“如果新世纪开始，而我还活着，这会让英国人受不了的。”他说。

1900年夏天，王尔德在狱中时曾经发作的中耳炎又开始困扰他，并且蔓延到他的颞骨乳突部。一位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不久感染复发，并蔓延到了他的脑部。

他死于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