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意味着什么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钱祎

图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中泰执法司法合作，“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周静华，近日从泰国被引渡回中国。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周静华归案标志着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

腐败是社会毒瘤，一些腐败分子携款外逃，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群众痛恨至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战略部署，全面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使之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部分。

一

此次归案的周静华，出生于1969年，原是中国云铜（泰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涉嫌贪污犯罪，外逃后负隅顽抗、拒不归案。

2012年9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周静华发布红色通报。在中泰有关部门配合下，双方开展执法司法合作，今年7月将她引渡回国。

周静华是“百名红通人员”第26号。所谓“红通人员”，是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的人员。

而“百名红通人员”，是在对全国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甄别重点案件而来。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这百名人员的名单。一经发布，就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

从此，一张追捕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

此次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意味着这100人中，外逃在亚洲地区的人员已全部归案。目前，“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3名归案，仍有37人在逃亚洲以外地区。

追逃的时间跨度之长、地域范围之广，体现了我国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不放走一条漏网之鱼”的鲜明态度。

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成立。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部署开展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

“百名红通人员”中，男性77人、女性23人。其中，党政官员有26人，占比四分之一。

其中不少人，受到公众高度关注。比如名单中职务最高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因出国考察滞留不归、被称为“杨跑跑”的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通过孩子、亲属大肆收受钱财的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卷款亿元潜逃的“小官巨贪”、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等。

他们涉嫌的犯罪类型，主要包括：贪污、受贿、行贿、职务侵占、洗钱、挪用公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滥用职权等，不少人涉嫌数罪。涉嫌贪污和受贿这两类职务犯罪的人数最多，涉案数额也较大。

从外逃时间来看，最早的是原珠海市华粤汽配工业有限公司、珠海市华美汽车制动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梁锦文，于1996年出逃，至今仍未归案。而2014年因诈骗罪外逃的原福建省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黄水木时间最短，仅一年多就被抓获归案。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福建省福州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市公安局原局长徐聪荣，2003年出逃时已年近70岁。年龄最小的，是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原工作人员刘勖，2013年出逃时29岁。

二

境外追逃，难在哪？

2015年4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3天，名列名单第90位、潜逃海外14年的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就被缉捕归案，成为百人中首个落网人员。

戴学民1958年生，涉嫌贪污1100万元。2001年四五月，检察机关对他投资的南京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戴学民听到风声后潜逃出境。他从香港经韩国抵达美国，但移民申请未能成功，于是又前往英国，其妻儿也随后到达。

当时的江苏省追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戴学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经历丰富，有较强的海外生存能力，追逃难度很大。

不过，戴学民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先后在证券公司和图书馆从事分析和整理资料工作，妻子与他离了婚，带着儿子离开了英国。他萌生改换身份潜回国内的想法。当他持外国护照现身上海时，迅速被有关部门锁定，随后在安徽合肥被缉拿归案，最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示，不少外逃人员逃往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在经济上贪图腐败分子“黑钱”，在政治上充当腐败分子“避风港”，公然阻挠、抹黑中方追逃追赃工作。

因此，跨境追逃不仅是一场智慧与速度的较量，更是法律、经济、技术、政治和情报的多层面运用。

我国通过劝返、缉捕、遣返、引渡和异地追诉等多种手段追回腐败分子。

其中头号嫌犯杨秀珠最为引人注目。

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的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她出生于1946年，曾任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涉嫌贪污、受贿犯罪。

杨秀珠安排主要亲属移民境外，直接在境外收受贿赂，利用长期主管城市建设领域的职权将土地非法转让给他人。2003年4月起，杨秀珠携女儿女婿辗转逃往国外多地。

应中方请求，法国、荷兰都曾驳回杨秀珠的避难申请。2014年5月，杨秀珠持假护照逃往美国。美方接到中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后，将她逮捕并羁押，但在狱中的杨秀珠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避难申请。

外交部条法司相关负责人说，在美国，申请避难需经过移民法院初审、司法部内设的移民上诉委员会行政复核和联邦上诉法院司法复核三级审核，往往需数年时间。这意味着，杨秀珠可借此拖延时间，而中美两国引渡条约的缺位也给追逃带来困难。

最终，中央及省级追逃办确定劝返、遣返、异地追诉三管齐下、以劝返为主的追逃策略。

2015年9月，同为“百名红通人员”的杨秀珠弟弟杨进军，被美国警方遣返，对杨秀珠形成强大心理震慑。2016年7月，杨秀珠请求美方撤销避难申请，提出愿意回国自首。

三

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标志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

“红色通缉令”之所以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是“天网行动”的威力。通缉令发布后，每年的“天网行动”都会将名单中的人员列为重点，聚焦重点个案，实行“一案一专班”“一案一策略”。

“天网行动”牵涉到多个部门的协作。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追逃追赃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撑，切断了外逃腐败分子的后路。

与以往追逃工作相比，现在的追逃手段、司法实践也在“迭代”。比如通过异地追诉，从美国追回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许国俊；对“百名红通人员”黄艳兰等在逃腐败分子，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推动外国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对在逃“红通人员”作出的冻结、没收裁定……一个个创新举措，改变了过去腐败分子“贪了就跑、一跑就了”的情况。

与“天网行动”刚刚启动时相比，近年来追逃追赃工作的持续突破，离不开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反腐败“国际朋友圈”正在日益扩大。

2021年，联合国建设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目前已有126个国家232个反腐败执法机构加入。截至2024年，我国已与83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178项，与6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金融情报交换合作协议。

我国追逃的脚步持续加快。2023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粮食局原局长李西安缉捕归案，距外逃不到2个月；2024年8月，海通证券原副总经理姜诚君缉捕归案，距外逃不到1个月……

追逃之外，追赃也不能落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涉案赃款要应追尽追、颗粒归仓，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绝不让腐败分子及其亲属在境外挥霍不义之财。

今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称，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有关部门综合运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共追回赃款218.36亿元。

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尚有一人在逃，就决不收兵。

截至2024年，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4048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999人，“百名红通人员”62人归案，共追回赃款666.2亿元。

无论是逃往海外的不法分子，还是不收敛不收手、以为可以“一走了之”的腐败分子，都必须清醒：不法之手一伸，插翅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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